独山花灯产生于民间，长期流行于民间，直到新中国诞生后才得到健康地成长和迅速地发展。如今它以载歌载舞、多姿多彩的表演形式；明快活泼、优美动听的唱腔旋律；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赢得了独山县、而且也赢得了黔南州各族人民的喜爱。由于它根植于农村，在贵州花灯中独树一帜，自成体系，被人们称为贵州南路花灯的代表。 

    独山花灯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在清朝嘉庆年间，独山就出现了阳戏和花灯的演出活动，清末至民初最为盛行，各地纷纷建立灯班，不仅能跳花灯歌舞，还能表演花灯戏。抗战期间，独山为专署驻地，人口剧增，外来演出团体增多，花灯、花鼓、采茶戏之类的民间戏曲再次传入，对独山花灯的提高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独山花灯产生于“社”的祭祀活动，在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的演变过程。从功能上来划分：一为酬神，一为娱人，但两者经常互相混杂；从形式上来划分：一为地灯，一为台灯。
 
    地灯不择场地，是在台下演唱，故名地灯。属于歌舞类，曲调明快、灰谐、接近口语，舞蹈欢快、朴质、优美、生活气息浓，只有锣鼓伴奏。主要用于驱鬼镇邪，招财求子，消灾除病，酬神还愿，故又名愿灯，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建国后，随着科技知识的普及，这种以酬神为目的的愿灯活动已被人们自觉革除，艺人们也采取新词套旧曲的手法，并借用其舞蹈动作来丰富花灯歌舞和花灯剧的表演内容。
 
    台灯是由地灯发展起来的，不带迷信色彩，纯属娱乐性质，演唱于舞台上，故名台灯，亦名耍灯。台灯分花灯歌舞和花灯戏两类。花灯歌舞，曲调旋律流畅、情绪欢快、民歌风味较浓，舞蹈纯厚朴质、热烈、富于生活气息。花灯剧是在花灯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戏曲形式，能表现较为复杂的内容，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人物按角色穿戴戏装。台灯不但有锣鼓、还加入弦乐器伴奏。 

    独山花灯素有农民艺术之称，不仅在于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还在于它广泛的流行于农村，演员多为农民，常活动于农闲的古历正月，尤以元霄最为活跃。
 
    独山花灯由于过去长期植根于农村，既无专业灯班、职业艺人，又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缓慢地发展，因此规范化、程式化的程度不高，还保持着农民艺术特有的通俗、淳厚、朴实和明快，带有较大的可塑性，即兴创作的成份较多，同时长期活动于农村而受地区人们审美情趣的制约，对省外戏曲剧种风格的吸收较慢，使载歌载舞的形式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并以此构成了自己的个性特色。 

    剧本是一剧之本。独山花灯剧目保留至今的达五六十出，其中一部份是根据明清以来的唱本稍加调整编演的，如《金铃记》、《蟒蛇记》、《乌金记》等；另一部份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如《七妹与蛇郎》、《双告状》、《双看相》等；也有一些是从别的剧种移植过来的，如《柳荫记》、《三访亲》、《铡美案》、《借罗衣》等；还有一些是独山花灯艺人自己创作的，如《双槐树》、《三怕妻》、《错配姻缘》等，其中大部份是建国后才创作的新剧目，如《妇女矿工排》、《春归校园》、《哥笑了》、《金鸡常鸣》等。这些剧中《七妹与蛇郎》、《三访亲》和《哥笑了》上演已超出百场，观众常看不厌。 

    传统的独山花灯剧，既无场次和固定的台词，又无舞台指示，演员根据灯师说戏（摆故事），按固定曲调在台上即兴编词、演唱、说白，有戏、有话则长，无戏、无话则短，场景转换较多，结构比较自由。以反映旧社会妇女遭遇的大戏较多，“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的戏占绝大部份，有价值的植根于民间生活、民间传说的小戏较少；公堂戏、武打戏更少，特别是武打戏，动作更为简单、粗俗。故此，独山花灯剧既不同于其他民间歌舞小戏，也不同于其他成熟的大剧种。 

    独山花灯剧的唱词以七字句和对应式上下句，方整式的四句式结构为主，间或有不规则的句式，衬词使用特多，有时多于正词。在有些戏中，如《阿三戏公爷》等可看到一些对花、盘古、唱小调等具有民间文学色彩的插曲，其唱词虽与剧中人物的性格刻划无关，也不能推动剧情的发展，但这却是民间小戏的原有特征，是一种智趣和色彩，体现了农民戏曲的特有魅力，从而构成了独山花灯的又一个性特色。 

    音乐是剧种的灵魂，唱腔是戏曲的标志。独山花灯的音乐结构形式为曲牌联套体，唱腔曲调数量较多，总计不下三百。民间一般按演出形式分类，分作地灯（包括祭仪及歌舞）和台灯两类；若以功能划分，基本上分为唱腔、过场牌子、锣鼓牌子三大部份。唱腔按传统习惯还可分为采茶、贺调、祭仪调、路调、数板和花调六类。唱腔的总体特征是质朴、明快、始终保留着民间歌谣特性，以两句体为基本结构，可塑性强，在字、词、句中间往往加入“呀”、“咿”、“哟”、“哪嗬嗨”、“哪吱咿嗬嗨”等衬字、衬词、衬句，有的衬句甚至长于正句，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以此手段渲染情绪，从而构成了独山花灯音乐的主要特色。故民间对独山花灯有“哪嗬嗨”之称。多为商调式和征调式。 

    独山花灯的主奏乐器是花胡（筒子略大和略长于京胡），其余有竹笛和月琴，近年来增加了大胡、杨琴、三弦、笙、甚至大提琴、黑管等西洋乐器，但使用的还不普遍。伴奏方法基本上是“跟腔走”。 
独山花灯的表演也与其他戏曲有所不同，其特点是：“调子不离口，扇帕不离手，走路常拐扭（舞蹈），传神靠眼瞅”。它的舞蹈动作较多，仅花灯艺人石玉成和陆树奇根据老一辈艺人传授整理出来的就有四五十个，如《岩鹰展翅》、《鸳鸯扑地》、《燕舞华堂》、《膝上栽花》、《双凤朝阳》、《蝴蝶扇》、《矮桩步》、《梭梭步》等，演员们在表演中运用这些身段，使花灯的表演内容更加丰富。建国后，由于花灯受到重视，学习借鉴的东西较多，尽管花灯表现的规范化、程式化的程度还不高，但在身段表演上已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演出总体水平也比过去提高。 

    独山花灯有史以来，进步最大、发展最快、最受欢迎的是在建国以后，靠的是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引，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历届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省、州文化部门的长期指导，全县专业和业余花灯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以及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县人民政府于1953年举办第一届全县民间文艺会演，对全县业余花灯队伍作了首次检阅，此后农村灯班犹如雨后春笋，到1956年春节全县就有120个业余花灯组、演员达3600多人（详见《新黔日报》1956年3月24日载《独山县农村的120个花灯组》一文）；文化馆在帮助农村、厂矿和学校一次又一次地培训花灯活动骨干的同时，对花灯剧目、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的改革也作了不少探索和研究，并建立、辅导县业余花灯剧团作示范演出和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省、州文化局也以独山花灯为基础，派员先后到独山选拔演员组建省、州花灯剧团；县人民政府又连续几年举办花灯会演，狠抓花灯的提高，并开办了文艺学校培养花灯演员，还从1959年起数次建立一支以演唱花灯为主的半专业或专业的演出团、队下乡演出和赴省、州会演，尽管中途因遭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十年破坏而数度夭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花灯才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但多年来我县各地还是创作、改编、整理和移植演出了数十个花灯剧、花灯歌舞和花灯说唱节目，有的在省、州观众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其中有1957年改编赴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花灯小戏《姑嫂忙》、1983年创作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乌兰牧骑式演出队文艺调演的花灯座唱《文化中心好》、1990年创作赴沈阳参加中国沈阳国际秧歌赛获三等奖的《地灯舞》（2000年县老龄委组队又带此舞赴北戴河参加中国第二届中老年秧歌节演出获一等奖）、1992年创作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舞蹈调演获繁荣奖的花灯歌舞《雨情》、2001年创作赴西安参加中国西部地区延安世纪龙俱乐部邀请赛获贡献奖的花灯说唱《残汤宴》、2001年改编赴广州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戏剧·曲艺）决赛获银奖的花灯小戏《山村教师》。
1983年省歌舞团也把经省花灯剧团改编后的独山花灯传统舞蹈《踩新台》带去巴拿马等三国演出，受到观众欢迎。如今的独山，县、乡（镇）分别有文化馆、站抓业余花灯队的建立和辅导；村寨和街道有不少业余花灯队坚持常年或季节性的活动；县城月月有乡、镇的文艺队来广场演出；基长镇被省文化厅命名为花灯艺术之乡；独山县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评为全国先进文化县，无愧于花灯艺术之乡的美称。
 
    在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的日益发展，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独山花灯必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在祖国万紫千红的文艺百花园中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作者：刘文禾  编辑  龙景钰